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１〕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员伤亡、难民失所、物质损毁、道义蒙难、经济损失，更是数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38年4月1日，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加强对经济、文化、言论等的管控，可以使用全国力量对外战争。
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家就提出了兼爱、非攻的和平思想。第10条规定：意大利的法律制度应符合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各国政府应当在宪法的和平理念之下，采取必要的行动，寻求科技发展的边界，保持理性，造福人类。保持中立宣言，不干涉他国内政。（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宪法和平秩序的破坏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是不彻底的，各国亦未认真遵循宪法、公约规定的和平理念，和平主义未能形成强大的国际共识，无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将国际法作为各国政府之间实际行为的规则。这些内容影响了1948年《意大利宪法》第11条以及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4条等条文规定。再如，《行政强制法》第44条[xvii]规定的拆除违法建设问题，据实务界测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180天以上才能走完所有程序，拆除违法建设。
二、如何认识物权编的公法化 民法典能不能规定公法内容？不少民法学者坚持纯粹主义民法观，认为民法典不应该规定公法条款。[xxii]担保物权本来扮演的角色是油门，但在通过法院实现担保物权的前提下，担保物权就变成了刹车。第219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二）民法典承担着为公权和私权划分界限的功能。
一是基于人格标识的用益物权。[xxii] 《民法总则》有24个条文、36处提到了人民法院
协议又称为契约（英文称Contract，法文称Contrat或Pacte，德文称Vertrag或Kontrakt），特指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此类协议虽然也披上了协议的外衣，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似平等的法律关系，但其并不是按照等价交易的方式进行的市场交易行为，而是行政权的行使方式，是一种替代行政行为，无法完全适用民法的等价交换、公平等原则。以及法律上或者在协议之中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优益权。在这一类合同中，虽然有行政机关参与，但行政机关的身份与一般的民事主体并无差异，此类合同本质上是行政机关所从事的一种市场行为。
而一旦将该协议作为行政协议，这就在法律上遇到障碍，国有土地出让一方无法在法院提起诉讼，这将导致这些合同发生纠纷后，如果行政机关无法以原告身份起诉，则难以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甚至可能鼓励相对方违约。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立后，因政府换届导致新官不理旧账，随意否定合同效力，如果将此类合同认定为行政协议，将可能为政府拒绝履行合同提供依据。笔者认为，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虽然有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的目的，但不宜以此作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主要基于如下理由。这也意味着，不能仅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而认定该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
而在采取拍卖、招标的方式下，实际上就是要运用公开竞价的方法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这就是说，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政府权力行使中需要充分考虑行政相对人意愿因素。
但这些权利乃是土地所有权的体现，而并不是行政权力的运用。在此类协议中，行政机关并不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而订立合同，其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行为。
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都可以参与到行政行为之中，行政征收的补偿协议最充分地反映了行政协议的这一功能，在征收协议的内容确定中，各方当事人的参与保证了各方利益得到更为平衡地实现。在某些情形下，行政协议的内容即表现为替代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往往与行政优益权联系在一起，从比较法上看，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往往享有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优益权，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机关出于实现政府利益的目的，而且政府机关在作出终止合同的决定时是出于善意的，其就可以随时变更或者终止合同，这类似于法国法上的行政优益权。同时，在合同订立后，出让方有权监督受让人依据合同规定的目的使用土地等。例如，在黄某某、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而言，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行政机关签 订行政协议却主要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从比较法上来看，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凡立于上下秩序之高权关系缔结的合同，均为行政合同。
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其既包括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括在行政救济与行政监督等方面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此类合同纠纷的解决而言，相对人在与行政机关订立协议时，如果能够就协议的内容等作出约定，其原则上也应当可以与行政机关约定纠纷解决的方式。
既然《民法总则》 第 97条、第 98条承认国家机关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则其就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活动，其中包括与其他民事主体订立民事合同，这些合同都受合同法调整。行政协议的产生与发展，使行政法具有了独特的功能。
事实上，交易安全本身也是公共利益，维持契约的神圣性、维护交易安全等，本身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从实践来看，许多合同都是因为政府认为存在腐败行为而否定合同的效力。
只要行政机关一方违约，除非存在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否则，相对人均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这更有利于维护合同的严肃性。而如果将上述协议解释为民事合同，就不存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定问题。同时，行政机关也是国有土地的管理者，其依法所享有的监督权、提前收回土地权等， 是其依据国有土地管理者身份所享有的权力，并不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质上是民事合同的属性。正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行为，而仍然是以实现行政目标为订约目的，因此，政府一方基于行政目标实现的现实需要，而享有单方定价权、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合同解除权、违约惩罚权等。
这些合同并不符合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行政协议容易导致行政权力对合同自由进行不当干预，损害相对人的利益，也不利于相关协议纠纷的解决。《解释》也采取了此种立场，依据第 4条和第 6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就行政协议发生纠纷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得就行政协议提起反诉，这实际上也是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限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一方。
这正确地揭示了行政活动的性质，说明它最直接地体现着国家职能的行使。五、结语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例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11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订立时所遵循的原则和主体要求。如果行政机关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追求公益为目的而订立协议，但如果该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当事人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易，并遵循市场的基本法则，任何一方都不享有优先于另一方的权利，任何一方违反合同，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则此种协议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民事合同。
可见，在行政机关从事市场活动时，其所订立的协议应当属于民事合同，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活动过程中所订立的协议，则应当属于行政协议。（二）目的标准难以成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 目的标准是比较法上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例如，德国学者泰廷格（Peter Tettinger）认 为，行政协议本质上还是以民事合同的方式而为之，只不过因为涉及规费等计算，必须要 有公共性的考量，其实就是要考虑公益性的问题。而对民事合同而言，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关于行政协议的具体类型，《解释》第 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按照这一观点，扩大行政协议的范围有利于审查行政协议中官员是否有受贿行为，一旦存在此类行为，就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毛雷尔认为，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依据特定的法律规定而实施的，则应当依据该法律规定确定该行为的性质，在缺乏法律规定时，则应当依据该行为的所处的体系脉络以及该行为的目标确定该行为的性质。
行政协议具有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殊性，其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种替代方式，而非一种市场行为。行政协议是公私法交叉的产物，行政协议纠纷也是新型的法律问题。
（一）扩张行政协议的范围并不符合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 行政协议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行为，相对人在与行政机关达成协议时，也并不是为了进行完全公平的、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因此，在确定行政协议的范围时，不应当将一些原本属于自愿交易的民事合同纳入其中，否则就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解释》虽然界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对于解决实践中的纠纷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关于行政协议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无法有效限定行政协议的范围，同时，关于行政协议类型的列举也不当扩大了行政协议的范围，应当予以进一步完善。